1975年黄维被特赦后，参加宴会见到81岁的李仙州：你怎么这么能活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75年3月的一天，北京西郊，一场不算热闹但分外特别的宴会正在悄悄进行。 酒刚上桌没多久，黄维就看见了坐在东角落的李仙洲。 不等人介绍，他自己站起来，眯着眼看了一会儿，忽然笑了一句：“哎哟，这谁呀？你老头子怎么这么能活啊？” 这句话听起来像开玩笑，可场面却一时间静了几秒。 周围人不知道该接还是不接，李仙洲倒是反应快，笑着摆摆手：“我才八十一，还行。”说完抿了一口热茶，没再多说。 可就是这句看似随意的话，把过去二十多年尘封的记忆，一下子拉了回来。

那时候谁都没想到，这俩曾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有朝一日会坐在一起喝酒，甚至还能互相调侃一句。 更没人想到，这场“重逢”，是新中国最后一批战犯特赦后的一次正式聚会。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往回倒二十多年，1947年冬天，山东战场。 李仙洲当时是整编第26师的司令，接到命令后带着人马往新泰、莱芜方向进发。 计划本来挺顺，可到了碾庄那一带，局势变了。

解放军早就在那里设伏。 他一边调兵，一边准备突围，结果部下一名叫韩练成的指挥官，竟然是地下党。 这一下，可就彻底乱了。 突围没成功，部队被围，李仙洲当场被俘。 另一边，黄维的败局也不算突然。1948年淮海战役打响，蒋介石临时把他从南京军校调出来，任命他为第12兵团司令，让他去扭转战局。 可那时候黄维其实早就不想打仗了。

他原本在陆军大学当校长，忙着办教育，看重的是怎么培养军官，不是怎么拼命。 可前线吃紧，没得选，只能硬着头皮上。 黄维指挥部队打到蒙城一带，试图用所谓“口袋阵”战术反包围粟裕的部队。 想法不算错，但执行的时候出了问题。 敌军反应太快，阵形崩得也太快。 到了双堆集那一仗，黄维亲自带兵突围，结果还是被围死在里面，最后只剩他自己和几个参谋被活捉。

两人先后被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环境不算恶劣，但比起以前的将军生活，落差是巨大的。 那会儿的功德林，不是简单的监狱，而是一个政治改造的地方。 每天读文件、写思想汇报、讨论历史责任，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 李仙洲其实刚进去时也不太服气。 但他年纪大，打过不少仗，知道成败不在一时。

他慢慢开始配合学习，常常主动发言，说自己过去是怎么想的，现在又怎么想。 他在一次内部座谈会上说：“我当年听命行事，但没想到会造成那么多人的牺牲。 是我短视了。” 这话传出去，很多人都记住了。 1960年，第一批表现突出的战犯获准释放，李仙洲就在其中。 那时候他已经开始写回忆录，讲战场上的事，也讲自己怎么转变的。

而黄维就完全不同。 他固执得让人头疼。 有人说他是“战犯里的刺头”，也有人觉得他骨气太重，不愿低头。 他从来没写过悔过书，集体学习时也很少发言。 一次有干部问他怎么看待过去的战争，他只回了一句：“我只是替政府办事，哪来的悔不悔。”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最后还是被特赦了。

1975年，国家决定进行最后一次战犯特赦。 名单里本来没有黄维。 他的名字，是周恩来亲自加进去的。 有人质疑，说他一直不悔改，凭什么放？ 周总理当时只说了一句：“如果不给他机会，他永远没有机会改。” 宴会就是在特赦之后办的。

参加的人不多，大多是那些被释放的战犯，还有几位中央领导。 当时的场地是在政协礼堂一个侧厅，桌子上放着简单的菜：红烧带鱼、豆腐皮、炒合菜，还有花卷和米饭。 李仙洲坐在靠窗的位置，看上去很安静。 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将军了，穿的是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乱。 他和身边的人聊着改造时的事情，还说起监狱里种菜、做饭的日子。 黄维则坐在靠门的位置，背挺得直，一直没怎么说话。

他还是穿得很整齐，西装打着领带，表情有点严肃。 直到那句“你怎么这么能活”，才让气氛松动了一点。 那顿饭吃了两个小时，中间有个小插曲。 领导讲话时，李仙洲站起来敬了个礼。 黄维犹豫了一下，最后也站起来了，但没敬礼，只是点点头。 饭后，几个人围在一起聊天。

有人提到以前的战场。 李仙洲说：“我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太年轻了，很多事没想明白。”黄维没接话，只是点了根烟，坐在一边听着。 那天之后，两人各自回到生活中，再也没见过。 黄维后来写过几篇回忆文章，但从没谈过这次宴会。 李仙洲则在晚年接受过一次采访，提到黄维时只说：“他是个有性格的人。” 1975年春天那顿饭之后，没人再叫黄维“战犯”。

参考资料： 胡其鼎主编，《功德林战犯改造纪实》，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 李仙洲口述，王树增整理，《一个国民党将军的晚年》，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