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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当了副主席的王洪文，忽然有了一个反常的举动，他要和多年的结发妻子离婚。

而且，他还特意托人把孩子从北京送回上海，由妻子来抚养。

这个消息传出来，人们都对王洪文颇有微词。

毕竟刚刚升职，就做出这种如同抛妻弃子的举动来，难道王洪文是要当陈世美吗？

王洪文

野心勃勃

其实，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王洪文大概是预料到了自己的结局，所以早做打算，想要把妻子和孩子与自己切割干净。

当时，他托人回上海捎信的时候，是这么讲的：“在我们老家有一句话，叫做‘宁跟要饭的娘，不跟做官的爹’，何况我这顶乌纱帽说不定哪天就被人家摘掉了，到那时我不是做官，而是要坐牢。”

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听了他的话，也不由得痛心断肠，她回复说：“他的好意我明白，只要把孩子给我，我会答应离婚。从今后他做他的官，我做我的工，各人走各人的路。”

但是，两个人并没有真正的分道扬镳。

相反几个月之后，王洪文锒铛入狱的时候，崔根娣本可以一走了之。但是，她却对中央说：“王洪文犯了罪，你们怎么判我不管，可是我不离婚。他还年轻，又是苦出身，我要等他。”

在王洪文入狱的那些年里，崔根娣每年都风雨无阻的去探望他，成为了他难得的精神支柱。

对崔根娣而言，王洪文是一个好丈夫。所以，她愿意一直默默在背后守护着王洪文。

不同于一直卯足心思向上爬的王洪文，崔根娣一直是个非常低调贤惠的女人。

丈夫当了副主席，可她依然默默无闻的做着自己女工的工作，没想着沾丈夫的光。

在外人看来，她和王洪文的结合简直不可思议。

不过，看看崔根娣在王洪文落魄时候的表现，大概也能理解，为什么这对看起来性格不相似的夫妻，却能够相敬如宾的过了那么多年。

王洪文一直都是有野心的。21岁那年，他从军队转业来到上海，被分配到棉纺厂工作。

那时，王洪文认为，凭自己当兵的经历，无论如何也能在办公室里混一个小领导当当。

但现实很快给了他当头一棒，他分配到的职位是车间里的普通职工。

从那一天起，王洪文就成了厂里有名的刺头。

他认为，在流水线上工作根本就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他不甘心。

再加上后来为了支援建设，他还被单位调到了崇明岛去工作，这下更是“流放边疆”。

王洪文无论如何也想不通，更不愿一直埋没在崇明岛上。

所以，他一直在等待属于自己的机会。

直到1964年，盼了多年的王洪文，终于从崇明岛又被调回了厂里。

只是，他的级别依然不高。

这时，王洪文心里的不满已经到了极点，他想要往上爬，可却苦于没有晋升的空间。

这时，他忽然想到了主意，为什么自己不直接向厂里的党委发动进攻，自己取而代之呢？

王洪文

这是个骇人听闻的念头，但在当时，却具有可操作性。

王洪文鼓动民意，开始实施自己庞大的计划，而这也促使着他一步步的走向不归路。

煽动民意

很多早年间认识王洪文的人，都评价他一点都不符合他名字里那个“文”字。

相反，他张牙舞爪，嚣张至极。

他鼓动工人、农民闹事的时候，活脱脱像极了旧社会上海滩的流氓，但偏偏时代造就了他。

他渐渐意识到，鼓动民心实在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了，他靠着花言巧语，能够办成许多过去做不到的事情，甚至被人们奉为领袖一般的人物。

当混乱席卷全国的时候，王洪文决定利用这次机会，他很快在场内刷了好几条标语，指责工厂坚持错误的路线，不顾及群众的感受。这几个大帽子一扣上来，顿时闹得人心惶惶。

王洪文随即便提出了“打倒一切”的口号，过去的同事领导被王洪文污蔑为敌对分子。而不明真相的群众则如同王洪文所预料的那样，被他牵着鼻子走，成为了整场事件之中的帮凶。

到了那年六月中旬，事态愈演愈烈，甚至险些爆发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市委听说了消息，忙派了工作组来，希望能够调查真相。

但王洪文意识到，工作组一旦进驻，那自己就会失去领导的地位。

他干脆又唆使群众把枪口对准了新来的工作组，简简单单几句话，又把工作组推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

而他的这些举动所掀起的浪潮，就连他自己都感到意外。

王洪文也不甘心于只在一个小小的工厂之内搅动风云，他决定直接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

这时候他在工厂里已经是说一不二的人物了，他身边聚集着无数的崇拜者，唯他马首是瞻。

所以，他充满自信的向上海市委发起了冲击。

而且，对于上海市委的阻止，王洪文又编织了一个极大的罪名，那就是阻碍群众革命。

这个罪名一出，上海市委都不由得束手束脚，不敢再多问。

随即，得寸进尺的王洪文竟然向上海市委提出了三个条件。

第一，要求上海市委承认王洪文所建立的“总司令部”。

第二，要求一部分领导在九号举行的大会上，接受来自王洪文等人的审判。

第三，要求市委给他们提供宣传工具。

对于这种无理的要求，上海市委虽然犹豫，但最后还是选择拒绝。

而这却激怒了王洪文，他决定给上海市委一点儿厉害看看。

他的办法，是带着一些群众，前往北京去告状。

心思叵测

此时，上海已经十分混乱，上海市委忍无可忍，在王洪文等人登上列车之后，紧急通知要求列车临时停靠。

王洪文发现这一切之后，怒气冲天，竟然决定直接在铁轨上拦车北上。

王洪文打听到，从这条铁轨上经过的“14次特快列车”，就是直接开往北京的。而且，不少中央领导也会乘坐这辆车，所以，“14次特快列车”就成为了王洪文的目标。

为了确保列车能够停下，王洪文指使手下脱了衣服在铁轨上挥舞手臂。

列车司机怕出人命，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只好停车。

临时停下之后，王洪文便嚣张的提出，要“14次特快列车”将他们所乘坐的车厢挂在后面。

列车长听了当然不愿意，这样一群来路不明的人跟随“14次特快列车”进京，万一趁机作乱，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

但王洪文听到司机的拒绝，便指使群众继续留在铁轨上抗议，坚决不让列车前行，这导致后方的所有列车都被迫临时停靠，引起了交通管制的大混乱。

而这次事件的一系列细节，是在王洪文被捕之后才被披露的。

当年这件事情影响极坏，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但王洪文却反而借着这次机会平步青云，因为，这件事闹到北京之后，被派来负责解决这件事情的是张春桥。

张春桥对于王洪文的行为非但不阻止，反而鼓励，并希望他能够把握形势，回到上海去，继续在上海制造混乱，这对于张春桥等人大大的有利。

张春桥

王洪文很快明白了张春桥的意思，于是他趁机提出要求：承认自己所带领的工人组织的合法性。张春桥自然满口答应。

有了靠山之后，王洪文立刻转了方向，不再吵着进京告状，而是回到了上海去，将事情闹得更大，将几个领导都拉下了台。

而他自己则在上海大张旗鼓的成立人民公社，俨然成了上海滩唯一的工人领袖。

但过去，王洪文并没有什么好名声。虽然一部分群众被他蒙蔽，但还有另一部分群众，始终不愿意听从这个家伙的管理。

而王洪文，则是用更暴力的手段去树立自己的威信，其中最恶劣的，就是王洪文所制造的“联司”事件。

1967年8月4日，王洪文带领手下来到了上海柴油机厂，随后开始了一系列打砸抢的行动。

在混乱之中，死伤不计其数。

亲历者回忆：“他们切断水电，用25吨履带式大吊车在前面开路，后面跑着头戴藤帽，手持各种棍棒、刀斧和武斗工具的受蒙蔽的人员，抓到一个毒打一个……在这次事件中，被关押打伤的就有650人，有的至今医治不愈，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有的成了残废，群众的财物被抢劫一空。工厂损失达350多万元，厂房修理费花了14万元。”

对于这次不光彩的事件，王洪文在上位之后一直隐瞒，避而不谈。

直到1980年，王洪文接受审判的时候，才开口承认，这次事件的主策划者就是他。

那么多条人命，白白断送在王洪文的手里。但王洪文并不会感到愧疚，因为他发现，这就是一条能向上爬的捷径。

王洪文

1969年，王洪文终于如愿以偿的进了京。

而且，他这次是以人民代表的身份来的，一条光明大道，在他眼前铺开。

此时的王洪文风头无两，甚至已经盖过了张春桥等人，他是上海说一不二的工人代表，是众人眼中前途无量的青年干部。甚至，连毛主席都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

那些黑暗的历史早已被掩盖，王洪文在北京领导干部面前展现出来的，是一个彬彬有礼、思维清晰、精明强干的形象。

毛主席便有意栽培他，让他将来能够承担更大的事业。

这让王洪文更加飘飘然，他以为，自己总有一天能爬到国家主席的位置上。

黄粱梦醒

但是他错了，如他这样走捷径升上来的人，很快就会暴露自己真实的水平。

来到北京，凭借自己伪装出来的好形象，王洪文很快进入中央机关工作，但这里枯燥乏味的时间安排，让王洪文觉得力不从心。

相比工作，他更愿意到外面去吃喝玩乐，享受纸醉金迷的生活，他的堕落来的非常之快，毛主席想不注意都难。

不光是平时的工作不端正，甚至在一些重大场合，王洪文都不自觉的流露出散漫的气息。

哪怕是毛主席带着他接见外国政要，他也是坐在凳子上，随意的翘起二郎腿，根本没有表现出足够的重视。

这一切，令毛主席大失所望。要知道，不久之前，他还认为这个年轻人可以托付重任，但现在看来，王洪文已经成了一个要被放弃的人选。

王洪文当选副主席之后，毛主席更是对他失望。

当了副主席，意味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但王洪文却把主要的精力用在了拉帮结派上。

过去的经历让王洪文认为，只要自己关系够硬，人脉够广，就永远都吃得开。

毛主席对于这种在党内搞小团体的动作非常不满，他多次警告过王洪文，可王洪文我行我素，不听毛主席的忠告。

这样的心态，终于把王洪文逼到了悬崖边，当他意识到的时候，一切已经太晚。

随着毛主席的去世，王洪文迫不及待的想要夺权。

但他也明白，一旦失败，自己的下场不会太好。

他这样一个冷漠的人，唯一还惦记的无非是自己的妻子儿女。

所以，在行动之前，他把妻子和孩子安排到上海。

但这时，他还做着黄粱美梦，认为自己只要成功，自己的全家也能跟着自己飞黄腾达。

当然，这些都是痴人说梦，最后王洪文成为失败者，他的余生在监牢之中度过，他为自己的野心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992年8月，王洪文去世，死因是严重的肝病。

这一年，王洪文不过58岁，对一个政治人物而言，这还是黄金年龄。

如果王洪文愿意把心思用在正道上，也许真的可以有一番成就。

然而，他却放任邪念滋生，最终害人害己。

参考资料：

舒云《王洪文的发迹史》

叶永列《王洪文兴衰录》

王凡《知情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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