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史漫笔357】堕胎女演员演绎五味杂陈的“女人的一生”

◆《日本华侨报》总主笔 蒋丰 再辉煌一时的人，总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被冲刷的淡然，凡人世界纵然不是英雄驰骋沙场，也恰如《三国演义》的开篇诗所述，都付诸于东流水罢了。如果不翻看《日本电影演员全集·女演员编》（Kinema旬报社，1980年12月），再读它描绘出的“带着异国风情又妖艳无比的容貌，令人印象强烈地迅速跻身明星行列”，真的不会意识到志贺晓子这个曾经在日本昭和时代掀起狂潮的女演员，也已经慢慢消失在世人的视野里。 我一下子想起来，2019年7月，《文艺春秋》的记者写了一篇名为“杀死女演员无需用刀”的文章来回顾志贺晓子和缠绕她命运的“堕胎事件”。题目十分具有冲击性。在我看来，却又是那么地“一针见血”。胎儿被堕，同时志贺晓子也被社会的狂潮所吞没。腹中胎儿的去留，不再只是一个女性和母亲的自我决断，而是整个社会讨论法律、伦理甚至是审视一个从艺女子的评判标准问题。在日本，从明治时代起，有关条文就被写进刑法，即便是现在也关联着相关处罚条例。志贺晓子和堕胎，之所以成为日本昭和年代的“大事件”，是因为留给人们更多的文化和人性沉思。

日本电影评论家岸松雄曾用“壮烈的半生”来形容深陷堕胎事件的志贺晓子。他甚至浮想联翩，用曾经在某个电影中出现的深夜男女在街上接吻却被周边人围观和欢呼的场景来比喻，演员特别是女演员就像那鱼缸里的金鱼一样，从未逃脱过世人犀利的目光。如此说来，“杀”死志贺晓子的，是眼光和口水。 志贺晓子原名竹下悦子，生在古色古香的京都，父亲是高级官僚，母亲是牧师。家庭条件的相对优越，也使志贺晓子自幼是一个充满音乐憧憬的文学少女。但父亲再婚后，反对她进入音乐学校。为了自己攒学费，志贺晓子到舞厅做了舞者。从这里开始，她的命运齿轮开始转动。知名演员中野英治是舞厅的常客，后来也成为了志贺晓子的情人。在他推荐下，志贺晓子成为签约演员并共同出演。作为“小三”，志贺晓子曾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中野英治同样是知名演员的妻子英百合子殴打，却并未还手。这样的心路历程，不知是心酸，还是倔强。与中野英治分手后，志贺晓子在银座经营过酒吧，后来就成了另一家演艺公司的专属演员。 堕胎的人生纠葛就始于经营酒吧期间，还是“两进宫”。一次是和企业家，一次是和电影导演。关于这样的选择是否带有强烈的明确的主观性，志贺晓子曾在堕胎东窗事发后在报纸上说，作为女演员要立身立足，物质之资和导演之爱必须兼而有之。否则，再有一副漂亮的外表也无济于事。换句话说，在志贺晓子看来，和有财及有权的男人同时确保必要的关系，堕胎是没办法的事。当然，舆论也并非一边倒。在质疑志贺晓子的贞操观念和母性本能缺失的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另一种挺她的声音，认为不应该只盯着女性的责任不放，有失公允。

前所未有的是，在法庭上，检察官破天荒地以作家山本有三的小说《女人的一生》为例，列举主人公为抚养私生子而与命运和人生抗争的故事，带着文学的味道要求对“杀死”胎儿的志贺晓子实质判刑2年，认为她缺失母性，不具备当母亲的资格。不过，山本有三对此却十分反对，曾公开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声援“不认为被告缺失母性之爱”，同为作家的菊池宽也表达了同情之意。由此，志贺晓子和堕胎事件也掀起了一股文坛的激烈争论。 从结果上看，虽然志贺晓子也因缓期执行在获刑上也多少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情和人性的润泽，但也算是一种“善终”。然而，创伤留下的心灵裂痕难以修复，昭和的“女人的一生”带着某种悲凉的色彩，成为时代的一面镜子。（2025年3月27日写于中国安徽合肥亚朵酒店672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