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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想飞的女孩》上映,
影片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
讲述一对表姐妹,
她们来自一个在服装市场做生意的家庭,
经历家暴、毒瘾、未成年怀孕、职场霸凌,
两个女性在时代变迁的夹缝中成长。
文淇饰演表姐方笛,刘浩存饰演表妹田恬
表姐妹之间有复杂交织的情感
8年前,导演文晏拍出了华语女性电影的代表作《嘉年华》,
入围威尼斯电影节,斩获金马最佳导演,
年仅14岁的文淇入围金马影后。
在女性电影被称为“小妞电影”,
限制在婚恋爱情题材中时,
文晏讲述了未成年女孩遭受性侵,
并被旁观者二次伤害的故事。
文淇、文晏、刘浩存在柏林电影节
当时性别议题尚未引起大范围讨论,
职场性骚扰、男性凝视这些词语还没出现在互联网上,
文晏用她敏锐的洞察,
做出了领先时代一小个身位的表达。
在她之后,出现了一批女导演,
拍出了更多有关女性真实处境的电影。
《想飞的女孩》延续了《嘉年华》之后的思考,
依然有关看不见的女性。
自述:文 晏
编辑:洪冰蟾
田恬为躲避追杀,找久未见面的方笛
2018年的夏天,我到重庆去采访了当年在朝天门服装市场的人。 改革开放时期,他们是最早下海做生意的一批人,以家庭为单位的小作坊为主,女主外男主内,女性出去选样采买,丈夫在家里负责工厂制作。
在短暂的动荡年代,社会的巨变对于一个传统的家庭造成了冲击,产生了很多人间悲喜剧。我注意到很多家庭里不同的亲情关系。因为他们把全部身家、时间、生命力都扔到生意里面,往往忽视了自己的子女。独生子女的孩子们,成长过程里,最亲密的玩伴是表姐妹。她们既是一家人又不是,当家庭分崩离析或个人选择冲突时,她们彼此牵扯,又爱又恨。
方笛在影视城做武替
《想飞的女孩》聚焦的是一对表姐妹,她们成长于8、90年代的山城。
表姐方笛在影视城打拼,做一个武替,逃离了家庭,而表妹留在家里,有一个染上毒瘾的父亲。父亲给整个家族带来厄运,17岁的时候田恬叛逆地怀孕生女,姐妹俩的情感在那之后经受了各种各样的考验。
田恬被毒贩囚禁,强行注射毒品
写完剧本以后,我意识到这两个角色是很难演的,必须从最优秀的演员里面寻找。我知道的符合这个年龄段的女演员很有限。浩存身上兼具柔弱和叛逆的气质,我觉得可能适合田恬这个角色。找她来读剧本,又试过戏,她自己有强烈的意愿想要演这个角色。
田恬从小的生活环境是,父母在一边吸毒,她在喝奶粉,比起我们,她需要反抗的东西会多一点。浩存就要补上她所没有的人生经历,沉入一种跟她有些距离的生活。去跟孕妇学习行走坐卧,了解一个单亲妈妈的日常,还有毒瘾的戒断反应。
文淇当时21岁,片子里方笛年纪是26、27岁,一开始并没有考虑她,后来确实没有找到,就决定还是跟她试一下。我把剧本寄给她,也没说希望你演谁,只问你感觉跟哪个角色更贴近,她果然对方笛更感兴趣,很快就定下她来。
2017年拍《嘉年华》的时候,文淇不到14岁,那时候她就在看《罗赛塔》这样的电影,想当演员。这一次再合作,看到她健康成长,已经在上大学了。
文淇这边的第一个难点是成为一个武替。我们训练了两三周的时间,吊威亚各种套招,组里还有两个女替身,她们跟她讲了自己的人生,日常生活,她也从动作组那里得到一些灵感,包括走路的姿势,服装的偏好。
另一个挑战就是年龄感。文淇身上天然有英气、飒爽的质感,但演一个比实际年龄成熟的女性,不在于说加几根皱纹就可以了,而是表现一种对人生的态度。方笛承担了家庭和职场的重压,经历很多,她看到过人性的凉薄和悲哀。
《嘉年华》2017
《想飞的女孩》2025
我也让文淇去看一些优秀女演员的电影,列了一些片单,比如张曼玉的《迷离劫》,她在里面演的也是一个打女。还有朱丽叶比诺什、于佩尔、金敏喜,去看那些成熟女人,在不同的剧情中,不同的人生阶段,寻找她和你之间的差别。
之后就让文淇和浩存开始磨合。设定一对表姐妹的关系,放在各种情境中,抛给她们去排练,找到姐妹之间的感觉。在这个过程中,我对她们俩各方面的能力更清楚了,比如谁对于即兴更迅速,谁在调动情绪上更敏捷,她们之间的化学反应是什么样的。
《嘉年华》中酒店服务员目击了两个小学生被带到酒店
8年前拍《嘉年华》之前,我一直看到很多性侵犯案件,那些东西在媒体上出现过一阵,很快就销声匿迹了。触动我的是一个女孩子,在微博上求救,可是没过多久,她的声音就没有了。我特别难受,她在孤独地喊,可是我们像听不到一样。
同样是犯罪,杀人放火抢劫,似乎立刻就有法律去主持正义,为什么碰到女孩子被性侵性骚扰就不是了?我们作为旁观者,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这个事情?
这些年以来,性别议题已经被大家广泛地探讨,当时我为《嘉年华》做背景调查的时候,在网上想搜资料都搜不到,不光真实事例搜不到,连怎么去用一些词都搜不到。
现在对于职场性骚扰、校园霸凌这些概念,大家有相对清晰的概念,当时是完全没有界定的,还有相反的观点大行其道。在社交媒体上,大家不讨论,甚至觉得是女孩子丢人的事情。
《嘉年华》2017
当时拍那样一部电影,想写的就是这种社会上隐性的暴力。不只是讲性侵,也讲一个系统对女性的态度。
《想飞的女孩》延续了我在《嘉年华》之后的思考,我们怎么真正探讨女性问题,不能忽视每个人不同的处境。
我曾经说过,没有看到几个中国女性活得洒脱自在,这是伴随我成长真实的感受。我常常匪夷所思,不能理解,她们为什么痛苦,我无法忽视。
《想飞的女孩》剧组在柏林电影节
最近采访多了,我因此回顾了一下自己的人生,有一个很重要的跟男孩子之间的区别。
从小看的课本、电影里,男孩子都有很多榜样,但是我长大的过程里,女性榜样是不多的,我只能从身边去找。
最初那个人是妈妈、姐姐、邻居阿姨、幼儿园老师。再大一点,到了学校里,是隔壁班某一个女同学,是无话不说的朋友。我们只能在生活中寻找,我希望成为她那样的人。
可是从初中开始,我就碰到好几个女孩子,受到风言风语的困扰,很痛苦。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都不是偶然的。还有我们日常的各种规训。误解也好,怪罪也好,她不该承担的东西,在很小的年龄就承担了。
哪怕我自己,都是在成年以后,才慢慢意识到到原来身处在一个对女性有偏见的社会里面。但是我小时候不觉得,因为很多东西混淆视听,让我判断不清自己的处境。
很多女性在面对挣扎的人生,不仅有生存问题,有亲情问题,有爱的问题,还有被污名化的问题。要抵抗,还想活得有尊严,保住自己的生活,这个命题太过复杂。我不能因为我比较幸运,走到了某一个位置,就理所应当地认为所有女性都应该走到这个位置,应该跟我想的是一样的。
2014年《白日焰火》获得柏林金熊奖,文晏是该片制片人
我入行一开始是做制片人,后来转型做导演。哪怕就在10年前,影视行业都是几乎男性主导的状况。像剧组百十来号人,可能只有服装化妆是女孩,于是就自然形成一种忽视。语言或者行为上的不礼貌,甚至有冒犯性的表达。
我相信所有的女导演、女制片人的剧组,自然就会好一些。我的剧组是绝对要尊重每一个个体,虽然有职位上的差异,那只是专业层面的等级,不是地位高低之分,我会坚持做到这一点。
就像许鞍华导演,她说自己是到了70岁,这样一个“几乎没有性别分别的年纪才去讨论性别议题。”那个年代香港的剧组里,对女性问题的讨论是非常少的,所以她才会这么去解释自己的工作。这是时代使然。她是香港新浪潮的代表人物,自己就是一个女性先锋,用行动告诉所有人,我们女人可以,可以在一个全男人的环境下做出了不起的成绩。
影片中展现了女性的职场现实,比如生理期下水拍摄
在我开始创作的时候,其实社会上没有人在讨论性别问题,我强烈地感受到,既然没人拍,那我就做第一个来讨论这个问题的人。
后来我们看到像邵艺辉、滕丛丛这样更年轻一代的导演,从一开始就带着女性意识在创作,性别问题的探讨早就不再是消失的声音了。
过去影视行业里的男性凝视实在太多,以至于大家误认为这是正常正确的,没有反思过这是男性对女性的剥削。现在有了意识,大家开始新的讨论,到底哪一种才是男凝?女导演为了表达讽刺,去模仿男凝拍法可以吗?
我们身处其中太久,在一个男性主导的视觉体验中长大,女性逐渐开始参与其中,有些混杂也是自然的。即使是女导演,有一些时候可能也很难彻底分辨清楚。作为创作者,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要努力地甄别,分辨出什么才是真正的有女性意识的表达,然后去找到自己的方式。
女性的母职困境,比如单亲妈妈的繁重生活
《嘉年华》虽然讲的是性侵案,但我在拍摄上避开了这部分的现场。我很坚决,我不想这样去展现暴力,而且几个演员当时都很小,为了保护她们,我给她们看的都不是完整版的剧本。
女性的表达也不应该是单薄的,比如说规定很多东西不能出现在女性为主的电影里,抹杀复杂的人格,我们只能坐着喝咖啡,那女性电影岂不是太无趣了。怎么去处理现实中的女性,一直是我的命题。
再往后,我们越来越走到前面,不要说女导演了,男导演可能都会形成平权的心态在创作。他们也会发现,过去100年那些陈旧的、物化女性的影像,不是他们想要拍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