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年代，10张罕见老照片，每一张都令人难忘，经历过的都懂

90年代初，陕西某乡村卫生院，一位妇女刚做完绝育手术，她被家人用架子车推回家，看起来年龄并不大，她的脸色苍白，神情痛苦，显然还在忍受着手术后的不适。在那个时代，计划生育政策严格实施，生完二胎后还要进行绝育手术。

根据相关的数据统计，在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的几十年间，全国历年手术人数累计达到近五千万例，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家庭的艰难抉择。

想象一下，手术后，这些妇女们不仅要忍受身体上的不适，还要面对家人的担忧和照顾。他们的生活暂时不能自理，需要他人的帮助和照顾，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要担惊受怕，担心手术是否成功，是否会有后遗症。

90年代初，云南某地，一名妇女在县城的医院里接受了结扎手术，手术后的她被丈夫用背篓背着回家。镜头中的她看上去非常虚弱，身体无力地倚靠在背篓里。她的丈夫小心翼翼地背着她，似乎深知她需要特别的照顾。

当时的计划生育规定非常严格，对于一些生完孩子的妇女，计生办的干部就会去各家各户做思想工作，向她们解释政策规定，并动员她们去医院结扎，当然并非所有人的觉悟都高，对于个别不听规劝的“钉子户”，当时会采取一些强制措施。

这是1980年，广东肇庆的一个普通家庭，获得的“安排生育通知书”，也就是俗称的“准生证”，在那个年代，刚刚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每个家庭都被严格限制生育数量。结婚后，如果夫妇想要拥有一个孩子，他们必须向当地的有关部门提交申请，

在那个年代，这个“准生证”是每个家庭必须拥有的，没有这个证件，孩子就无法合法出生。因此，对于每个家庭来说，生育孩子的计划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和限制。可以想象，这个普通家庭在得知他们得到了“准生证”时，内心一定是激动和喜悦的。

80年代初，几个“计划生育”模范家庭，留下的一张照片，镜头中的七个妇女，每个人都怀抱着一个孩子，他们的笑容充满了温暖和满足。他们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共同的信念，那就是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坚定拥护和执行。在那个时代，计划生育政策鼓励每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最多两个，这些妇女积极响应号召，而他们的孩子也是第一代“独生子女”。

90年代，甘肃某地，一个男子带着他的三个孩子拍摄了这张照片，这个男子为了生活，选择了离开家乡，去外地打工，他的三个孩子，年龄都不大，最大的可能也就五六岁左右，最小的可能只有一岁多。

镜头中的男子，看起来非常机警，在那个年代，计划生育政策让很多家庭面临困难。超生的家庭不在少数，他们因为需要缴纳高昂的罚款而无法留在家乡，于是，他们选择了背井离乡，去外地打工，这些人被称作“超生游击队”，他们在艰难的环境中为了生活而奋斗。

1995年，河南洛阳，有关部门颁发的“准生证”，在那个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地区尤为严格，为了确保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当地的计生办部门颁布了“准生证”。这张证件是家庭生育合法性的重要证明，没有它，孩子将被视为非法的，给家庭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在那个年代，计生办的妇科医生们非常忙碌。他们每月都要到各个村庄进行妇科检查，确保每个家庭的生育情况符合政策规定。他们会对每个家庭的子女数量进行详细记录，并随时掌握各家各户的情况。

90年代，陕西农村，一户“超生”家庭的大门紧闭，人去楼空，门上贴着封条，周围邻居们好奇地围观着。在那个年代，计划生育政策非常严格，但是在很多农村地区，传统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很多家庭“还想再生一个”，为了躲避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他们想尽办法躲避或拒绝结扎，有的家庭甚至加入了所谓的“超生游击队”，在各地之间辗转漂泊，以便能够生育更多的孩子。

这户人家就是如此，他们曾经有两个孩子，但是他们仍然想要再生一个。为了躲避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他们选择了外出打工，加入了超生游击队大军，在好几年的时间里，他们辗转于各地之间。

90年代，一个偏远的乡镇卫生院，正进行着一台结扎手术，照片中的病房基础设施十分简陋，只有一些简单的医疗设备。然而，尽管条件艰苦，这里却是许多妇女终止生育的一个重要场所。

镜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妇女正在排队等待手术。她的面容显得有些木然，没有丝毫的情绪波动。这是因为她已经接受了手术的现实，而且她知道，下一个躺在手术台上的就是她自己，但是她的眼神中没有恐惧。